研究三国历史，最为重要的参考史料便是陈寿在西晋时期撰写的《三国志》。在这部史书中，陈寿其实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判断：他认为曹魏才是正统政权。自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开创历史记载体系以来，我国的史官们就有明确的制度规范——对于帝王的记录采用“本纪”，如《秦始皇本纪》《高祖本纪》；而其他王侯将相等，则用“世家”“列传”来记载，比如张良的《留侯世家》和韩信的《淮阴侯列传》。这种分类方式也在《三国志》中得到继承。
在《三国志》中，魏、蜀、吴三国分别由《魏书》《蜀书》《吴书》三部分组成，每国君主均有单独的篇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蜀汉和吴国国主刘备、孙权的传记分别称为《先主传》和《吴主传》，而曹操和曹丕则被列入《武帝纪》和《文帝纪》。这是陈寿用来区分正统地位的关键标志：采用“纪”来记载的，是被视为正统的帝王。由此可见，陈寿认为继承正统的政权是魏国。
此外，陈寿对蜀汉的称呼也暴露了他的观点。蜀汉自称“汉”，坚称自己是汉室正统继承者，而另外两国则用“蜀”字称呼他们，显然是否认其正统身份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用《蜀书》记录蜀汉，这间接证明他并不认为蜀汉正统。
然而，历史观点并非一成不变。虽然《三国志》权威无比，但随着时代变迁，学者们的立场也不断变化。陈寿所处的西晋时期普遍认可曹魏为正统，这与当时司马氏家族从曹魏手中夺权有关，而曹魏又自汉室承接权力，承认曹魏正统等于承认西晋政权的合法性。
到了东晋时期，北方经历五胡乱华，社会矛盾逐渐转变为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比起理清继承关系，更为重要的是确认东晋作为汉人政权的正统性。蜀汉作为继承汉室的政权，自然被赋予更多正统的象征意义。因此，正统观念从曹魏转向蜀汉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。
此后的朝代对于正统的认定同样依自身利益而定。南北朝时，民族矛盾加剧，强调自己是汉室正统的身份尤为重要，蜀汉的正统地位因此被广泛认可。隋唐时期，国家重新归于汉族统治，强调汉室继承意义减弱，更多侧重政权存在的合理性，倾向于认可《三国志》的正统观。
进入宋朝，这两种正统观念与政治形势的关系尤为明显。北宋虽然与北方少数民族存在冲突，但整体国家较为稳定，未必需要强调继承汉室正统来巩固统治。然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篡夺后周政权而来，继位后又发生皇位之争，政权合法性名不正言不顺，因此宋朝不得不借鉴曹魏的正统观念以自我证明。
而南宋则因民族危机加深，面临少数民族压力，开始倾向于认同蜀汉的正统性，以强化自身的汉人统治合法性。元明清三代，均因统治者为少数民族或政权更替的原因，纷纷强调继承汉室正统，普遍认同蜀汉为正统，借以巩固统治基础。明朝尤其如此，在推翻元朝、恢复汉族统治时，认同蜀汉正统是巩固“汉人政权”理念的重要手段。
综上所述，蜀汉与曹魏在历史长河中早已超越了当初的两国实体，成为了不同政治理念和正统意识的象征。正统的认定不单纯是学术问题，更是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稳定频繁利用的政治工具。
但除了统治阶层和史学家，民间百姓对正统的看法则截然不同。对普通百姓来说，谁是统治者、政权如何建立，这些都是士大夫阶层关心的问题，百姓更在意的是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和生活影响。
在三国时期后，民间眼中的刘备象征着仁义与道德的君主形象。他礼贤下士、知人善任，深得百姓喜爱。百姓偏爱蜀汉，不仅因为刘备的人格魅力，还因为他有诸葛亮这样足智多谋且被视为“完人”的丞相鼎力辅佐。诸葛亮在历代被民间神化，几乎成为智慧和忠诚的化身，因此他辅佐哪国，百姓便倾向支持哪国。
此外，蜀汉还有被誉为“武圣”的关羽，他的声望几乎与“文圣”孔子并列，既得官府认可又广受民间尊崇，更被佛教和道教神话化。正因如此，蜀汉在普通百姓心中拥有强烈的正义形象，是无可争议的“正统”一方。
明代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深受这种民间情感影响，作为通俗读物，它的表达更加接地气，虽然不如《三国志》严谨，但因易懂而广受欢迎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对蜀汉正统、曹魏奸臣的塑造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民间观念，深入人心。
无论蜀汉还是曹魏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正统，三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群雄逐鹿、风云变幻的时代，其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思想上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。我们或许无法给“正统”下一个绝对定义，但绝不能因争论正统身份而忽视任何一方为历史所作的宝贵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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